段伟文丨重启大问题：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泛哲学追问
文 _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
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知和可能性的推测——当然可美其名曰“思辨”，技术哲学亦如此。21世纪以来，对技术的哲学追问出现了所谓的经验转向，这固然使技术哲学家得以更多地介入纳米、生命、信息、认知等新兴科技和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社会伦理影响与政策研究之中，但也意味着其哲学推测或思辨日益身陷马赛克般的杂多场景之中，而无法从整体上回应深度科技化时代为人的生存、生命和生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因为这一现象日益凸显，国际技术哲学学会创始人米切姆（Carl Mitcham）近来反复提醒：技术哲学不应该陷入一些可以管理和解决的小问题，而忽视从整体上追问技术这一大问题。在新近出版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牛津技术哲学手册》）中，米切姆的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Classic Europe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欧洲技术哲学中那些活跃的和逝去的经典》）一文指出：
零敲碎打地思考技术的方法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正如新自由主义借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名言所宣称的那样——并没有社会这回事，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家似乎暗示不存在大写的技术（T）。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在堪称“新自由主义技术哲学”的哲学那里找到了天然的盟友，这种哲学可以让技术生活世界由工程技术和创新领袖展开社会建构，但只是在事后才会关注其中的安全、隐私以及由市场理性裁决的分配正义。每当我们拒绝大思考而热衷于设法解决可管理的小问题时，这难道不是在暗示对舒适的现状的肯定吗？[1]
2021年初，我在《哲学动态》杂志组织刊发了一组探讨技术哲学未来之路的文章，其焦点正是米切姆先生呼吁的“技术哲学要研究大问题”。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抓住他思想的关键，而现在读到“对舒适的现状的肯定”一句，顿时不胜感慨。联想到近年参与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伦理及治理的实践经验，我确乎感知到了某种舒适——政、产、媒的重视使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有机会参与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工作；但进而又感受到了某种不舒适——我们对安全、隐私和公正的关注大多是事后的，而且提出的大量原则和规范要么难以落地，要么最终转化为某种技术解决方案，最好的情况是提出新的技术替代方案。
这种既舒适又不那么舒适的状况，折射出哲学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必须直面的困境：从抽象的技术形而上学和社会批判转向具体的经验和问题，固然可以带来更多的现实存在感，但对技术的本质的哲学追问和反思之类的大问题，却遭遇了不应有的消解和漠视。而不论从知识分工角度还是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来看，技术哲学的使命都不应止步于回应科技伦理治理等具体问题，更应对技术哲学的大问题或大写的技术哲学问题发起追问。由此，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如何重启大写的技术哲学或对技术哲学大问题的探究；二是究竟什么是技术哲学的大问题，或者说，哪些大写的技术哲学问题值得追问。带着这两个问题，下文将尝试从近两年的技术哲学研究和相关出版物中找到若干线索和可能的答案。
重启大写的技术哲学的正确方式
在科技无远弗届地渗透到我们的生存、生命和生活的深度科技化时代，要重启对技术哲学的大问题或大写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视线穿过作为哲学学科的技术哲学的小圈子。而一旦跳出这个小圈子，就会看到：技术几乎成了所有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热点，透过相关讨论则可以构建一个广义的技术哲学视域，进而展开对技术的泛哲学追问——这是一个至少能为科技与人文的所有领域接受的视域。正是基于这样的视域，广义的技术哲学代表着广义的哲学的未来。毋庸讳言，恰是拜技术之赐，不论是广义的技术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都不再是局限于哲学家圈子的学术哲学，而是可能成为所有人都能接受、思考和运用的哲学。而这一趋势，将会导致21世纪哲学的中和反应：艰深晦涩的学术哲学（酸）与面向新科技人文的广义哲学（碱）反应生成全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泛哲学——“未来思想之盐”。
技术之所以备受关注，首先在于它正在颠覆所有人类活动及其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地基。以基因组检测技术为例，为发现未知的基因突变，目前正在从以往着眼于检测特定的基因突变转向全面的临床检测，这一技术范式的转换对原有的伦理规范框架造成了全新的冲击，使得隐私、知情同意、不知情权等问题呈现出新的内涵。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讨论（如风险—效益权衡等）属于米切姆所说的小问题，但正是这些小问题所累积起来的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与持续不断的价值冲击，使得应用伦理和科技伦理界不得不思考技术与生命未来这类超越小问题的大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从技术认知的一般维度探讨新的基因和人工智能检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全新的悖论，如：在技术打破各种无知之幕的情况下，如何权衡不知道的权利和知道的义务。
正因为技术扮演着深度科技化时代变动不居的地基的角色，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技术哲学家皮特（Joseph C. Pitt）才在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A Manifesto（《哲学的未来：一个宣言》）中指出，哲学的未来是技术哲学。这篇文章发表在法拉森（M. Franssen）等主编的文集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中。在皮特看来，恰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所言，哲学的目标在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审视事物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即哲学关乎人与世界的互动，而后者正是技术的本质所在。因此，哲学的作用应该是帮助我们以一种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实现这些互动，而哲学家则应是成就这一互动的一部分乃至关键的促进者。[2]
为了促使哲学实现其目标——帮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皮特认为，有用的哲学必须摆脱那些对彼此或世界几乎没有影响的琐碎的分析练习，不应再把哲学划分为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哲学史以及逻辑和科学哲学之类的专业领域，而应转向全面理解人类与世界的互动，即做技术哲学。
尽管皮特乐观地指出，这意味着“苏格拉底的重生”，但要做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审视事物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无疑需要一种全新的知识整合策略。其实，早在2010年，在由哲学家福德曼（Robert Frodeman）、跨学科研究学者克莱茵（Julie T. Klein）和米切姆主编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牛津跨学科手册》）一书的导言中，福德曼就提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其一，尽管20世纪初科学哲学等哲学研究与科技的联系可谓热络，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学术哲学却越来越局限于学术圈内的需求，而表现出高度的技术脱敏性与社会无关性；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学科化，再加上这些知识的应用和组合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使得人们越想在尽可能大的范围获得对知识的全面理解，就越需要超越学科和专业的跨学科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知识对跨学科性的需求代表了人们对更大范围的事物的兴趣的重新出现，而在非专业和非学科的意义上，跨学科本质上是哲学的。[3] 显然，不论将哲学重新定义为跨学科研究是否恰当，这种需求都更多地来自学术哲学圈之外，而这恰是重启大写的技术哲学的起点。
实际上，大致浏览一下法律、政治、媒介理论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就不难看到这些领域对技术的哲学追问的迫切需求，例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法律、哲学和计算机科学交叉领域研究者希尔德布兰特（Mireille Hildebrandt）主编的Life and the Law in the Era of Data-Driven Agency（《数据驱动的能动性时代的生活与法律》）一书，即对数据驱动的能动性和系统决策展开了跨学科探讨。这一研究涉及各种智能决策系统对社会法律和伦理的全新冲击：
一个根据温度下降来决定何时启动中央供暖的应用程序，或者一个根据相关数据的输入和指定的决策树来决定社会保障福利的应用程序······恒温器试图根据你过去的行为猜测你是否在家，你将在什么时候到达，以及你喜欢什么温度。社会保障系统可能包括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它可以标记出那些行为与欺诈相关的人，自主地要求他们提供额外的信息或启动更详细的监测，并有可能自主地决定施以惩罚或其他制裁。[4]
在希尔德布兰特看来，智能决策系统决定了谁将被更密切地监控，并允许人类决策者躲在“计算机说‘不’”的新模式后面。为此，她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评估这类决策的语法。她强调，不能认为这种语法是理所当然的，必须对其部分地加以重塑，以确保人类个体和群体有能力从法律上探讨这类权力的实施所带来的问题。[5]
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重启大写的技术哲学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回到海德格尔、埃吕尔式对技术本质的揭示和批判。一方面，在哲学界，自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三卷本之后，差不多20年没有再出现有分量的关于技术的形而上学的论著了。耐人寻味的是，斯蒂格勒并没有完成原来的写作计划，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停地追赶他所关注的数字技术和认知与智能技术尤为困难，而要对深度科技化冲击下的人类世等行星性的骤变进行系统思考则更不容易。此外，可能还有一个不便说出来的原因：除了前卫的思考者和艺术家，人们对这类文论化的形而上学表述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另一方面，尽管诸多对媒介、信息和近年来有关数据、算法以及智能的各种理论研究中援引了大量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资源（其实更多涉及福柯、德勒兹、西蒙东等不易驾驭的法国哲学资源），其中也不乏对技术的哲学洞见，但技术作为21世纪全新的挑战甚至赌注之类的一般特征尚未得到系统的阐释。
技术与时间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裴程 / 译
译林出版社 2012
故所谓“苏格拉底的重生”，盖因为在深度科技化时代，不论是科技工程人员、学者还是普通人都需要对具体技术现象所引发的根本性问题展开哲学追问，而由此重启的大写的技术哲学其实旨在制造思想的种子，即用于启发人们在技术须臾不可离的生活世界中进行反思和抉择。更重要的是，不论如何重启技术哲学的大问题，都要在理解事实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向技术说“不”，并指出超越技术之可能。这也就是米切姆所说的，不仅要思虑技术，而且要反对技术。
技术解决主义与帕斯卡式的赌注
不论是大写的技术哲学还是技术哲学的大问题，首先要追问的是技术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这一日益凸显的系统性文明危机和生存危机。或许可以说，如何应对人类世当下遭遇的这一危机，正是检验所谓大写的技术哲学的试金石。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哲学的力量主要表现为反思技术的限度，并使这种反思能够为人们所感知，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切实地转化为人们的行动。如果说技术在不断宣称可以做什么，大写的技术哲学最重要的功能恐怕是促使人们意识到技术不能做什么和技术做不到什么，进而让人类拥有一种可以做但不去做和绝不盲目崇拜技术的明智。
最近，芬兰学者帕西 · 海库里宁（Pasi Heikkurinen）等主编的《超越技术的可持续性：哲学、批判和对人类组织的影响》（Sustainability Beyo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Critique, a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Organization）一书批判性地回顾和分析了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技术观和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该书导论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指出，有四种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技术观——技术乐观主义（technological optimism）、技术悲观主义（technological pessimism）、技术中立主义（technological neutralism）和技术整体论（technological holism），但这些技术观其实都可能衍生出似是而非的解读，若是将其简单化和绝对化会导致一系列的谬论。如在作者看来，海德格尔、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其实有些过头，一味强调技术系统和技术发展的自主性容易产生自主谬论（the autonomy fallacy）——既然技术是完全自主的，就意味着人类无法控制技术，从这种技术决定论出发，就只能对技术展开某种无法追责的抽象批判，而实际上技术并不是某种命定的不可调和的浮士德式错误。类似地，技术中立主义主张技术是人人可用的工具，则可能导致技术可无条件惠及所有人的“公平谬论”（the equity fallacy）；技术整体论主张，一旦将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与技术现象联系起来，技术就可以实现整体上的合理性，而人不是神，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妄的想定，即会导致“全智谬论”（the intellect fallacy）。[6]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当前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解决主义及其脱钩谬论（the decoupling fallacy）的批判相当切中时弊。所谓技术解决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且应该用技术来解决，与之类似的观点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加以修复”。目前最流行的技术解决主义版本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想到“是不是可以搞个App”。在由人类生态学博士研究生路斯（Andreas Roos）撰写的Earth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落地的技术哲学》）一章中，作者尖锐地指出，虽然许多解决当今全球生态问题的方法都是一些最先进的技术项目，但其实技术被不加质疑地放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而从技术作为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历史来看，它们往往并没有兑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美好生活的承诺。面对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不断升级，我们本应该承认技术不是万能的，但却很少有人质疑技术是不是对生态问题的适当回应。作者不无尖锐地指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8b, 73）建议，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有必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和“跨越到新的和新兴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而IPCC（2014）提供的大部分缓解方案现在都假定未来存在这种技术。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或反证支持这些技术确实能缓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态退化。因此，在这个历史时刻，对技术的信仰采取了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的形式，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生命）来赌这些技术是否会像想象的那样运作。显而易见，现在是探讨是否应该将这些技术作为改变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手段的时候了。[7]
他指出，正如约翰斯顿（Sean F. Johnston）在2020年出版的Techno-Fixers: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Faith（《技术修复者：技术信仰的起源及影响》）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一直在将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替代物，虽然20世纪的技术统治运动（technocratic movement）风光不复，但有关技术解决方案会实质性地改变世界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8] 对此，我们不仅能够在以隐私计算实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实践中看到这一观念的影响，而且可以在延缓气候变化这一更为急迫的危机应对中看到基于此观念的离奇方案。
克莱恩（Naomi Klein）在《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This Changes Everthing: Captalism vs. the Climate）一书中，讨论了一种试图调暗太阳光线的地球工程。该工程试图模拟火山爆发向云层喷洒二氧化硫等化学物质，从而使云层可以阻挡更多阳光，但实际上这种技术最初是在冷战时期作为气候武器被提出来的。了解这一历史的主流气象学家一直对地球工程避而不谈，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紧急修复技术。而对这类脑洞大开的神奇方案的过度宣传会让人们误以为：不论事情多糟，都可以由技术来断后。如果没有人指出其中的谬误，就会滋生一种危险但却流行的信念：我们可以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增加碳排放而最终没事，因为我们有能力全盘缓解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9]
命运的十字路口：人与技术融合
在诸多硅谷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技术叙事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陈词滥调莫过于“未来已来”。但这确实反映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正处在一个极端不确定的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尤其让人迷惑的地方是：一方面，它让人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为可以创造和改变生命的半神；而另一方面，各种不可见和无摩擦的技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空间，“所见即所得”“ 哪里不会点哪里”“小度小度”“志玲为你导航”之类的话语此起彼伏，人们纷纷陷入由技术无意识构成的隐形装置之中，按照技术之茧配置好的脚本被监测和驯化。
透过德国技术哲学和伦理学家格伦沃尔德（Armin Grunwald）新近出版的Living 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 Ethic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Life and Technology（《生命技术：生命与技术交汇处的哲学与伦理》）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无生命的技术和有生命的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细菌到人类的生命，技术对生物体的干预越来越深入；同时，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赋予技术类似生命的自主性。[10] 在作者看来，跨越生命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是一个超越道德和应用伦理的深刻挑战，它影响到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文化、宗教、哲学和本体论秩序。生命和技术之间界限的消弭，则亟待更深入的哲学理解，而不仅仅是基于应用伦理学的思考。因为在许多伦理反思的背后，必然涉及对人类如何感知世界等核心问题的审视和深思，需要融合自然哲学、技术哲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视野，才能把握由技术化科学所驱动的人类文明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在有关生命未来的讨论中，作者对技术所带来的自然的终结进行了颇为深刻的讨论。格伦沃尔德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生命与技术界限的跨越来思考自然终结的内涵。在他看来，这可以发生在两个方向上：其一，技术越来越多地遵循自然生命提供的模式，并适应它；其二，自然生命进入技术的领域。其中，前者与德国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联盟技术”（Allianztechnik）思想相关，强调透过自然和技术的调和达成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平共处；后者则可以追溯至培根式的人类统治自然的方式，其最新版本是人类在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地球工程甚至人工智能宇宙工程中——如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的《新星世：即将到来的超智能时代》（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所描绘的，作为“进化过程的工程师”。眼下，从可繁殖活体机器人Xenobots 3.0到褒贬两重天的元宇宙，皆昭示着生命与技术的融合异构之门已然开启。
但人真的可以像造物主那样成为人类世的生命创造者吗？实际上，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各种停摆和技术滥用已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双重脆弱性：一方面，人对自然的依赖依然是决定性的，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性更胜以往，特别是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正在使人经受更多的自然骤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使得可以反映个人行为和特征的个人数据不仅被当作数字经济的新石油和新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了技术监测、引导和限制人的武器——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一场资本与权力对普通人的战争。
但人们却难以觉察到这一点，让这些隐藏的脚本显现出来，无疑是大写的技术哲学的重要使命。实际上，近50年来，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已经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又译作“技性科学”）这一概念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提出。恰如诺德曼（Alfred Nordmann）等主编的《科学的转型：有关“跨时代断裂论题”的争论》[11]（Science Transformed?: Debating Claims of an Epochal Break）指出的那样，“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消除了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实际上是培根的科学观和自然观衍生出的必然结果。基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异质性的行动者将认知和干预结合为一体。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技术化科学概念是相互契合的，它的优点是可以让人们看到使技术得以运作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缺陷则是因为过于关注作为技术背景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使得技术本身被消解了。
不管怎么说，从这两项基础性工作出发，产生了很多出色的研究。例如，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领先学者克劳馥（Kate Crawford）在新近出版的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ficial Intelligence（《AI地图集：权力，政治和人工智能的行星成本》）一书中，揭示了人工智能如何成为一种汲取资源的技术：从自地球中提取的矿物，到由低薪信息工作者身上提取的劳动力，再到从每项行动中获取的数据和表达，进而以物质和政治视角对由此导致的非民主治理和不平等加剧提出了批评。
当下，我们正站在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机器、软件和算法正在决定我们的生存状态和行动的时空。不无悖谬的是，我们不单嘴上讲着、心里想着“自然是机器”“生命是机器”“经济是机器”，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与机器遭遇——它有时是有形的，更多的时候隐而不显。当我们学会以机器的节奏走过人脸识别闸机时，就完成了一次透明的、无摩擦技术的规训，只有在被“时空伴随”这一无形的数字力量所限制的时候，才会有些许思考。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由掌控软件、代码和算法的实体向我们发起的先发制人的智能战争。这是一场需要由善于洞见技术本质与人类未来的哲学家去为普通人征战的代理人战争。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三次工业革命的阴谋在于将人变成废人，而这次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战争的主要战略则是机器智能导致的人类智能的短路——从人工智能棋手战胜人类棋手，到出租车司机因为使用导航而废弃认路能力。可这一幕幕却很少引人深思。要想让人们体悟到不能憨憨地度过这个“机进人废”的良夜，大写的技术哲学或技术哲学的大问题不能不着力撬动的认知杠杆是：如何唤起人们对技术的感知？如何引导人们主动感知技术的影响？如何促使人们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想象探寻自己想要的未来？对此，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的《现代社会想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希拉 · 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ff）对技术社会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讨论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正如斯蒂格勒在其后期著作《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 中所警示的那样：感觉和感觉性等看似是美学问题，实质上却是政治问题——政治领域将美学问题丢给文化工业，从而让位于普遍的商业领域，这其实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果说大写的技术哲学在这场为普通人打响的代理战争中有什么胜算的话，唯一的策略可能是让更多人参与到对生命与技术融合的真实过程的想象之中，用推测性的思辨揭示出其中的危险，让人们对自己想要的未来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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